明朝末年，农民起义军可谓是风起云涌。天灾、人祸让农民不得不举起反抗明王朝的统治，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。然而，明王朝的高层却一直找不出农民起义的原因。为什么国家的税收、徭役并不重，国家还经常出现赤字，怎么这些农民还不老实。明朝高层一直找不出原因，但面对农民此起彼伏、势力越来越大的起义势力，不得不派出军队镇压。

农民穷得要死，不得不起义，而国家财政却还见不到钱，那这些钱都去了哪里。《万历十五年》曾记载，“‘民穷’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赋税过重，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。国家税率低，受惠者并非农民，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。”也就是说，“税重民穷”引起农民揭竿而起的说法是不存在的。而真正受益却是那些地方的大地主、乡宦，大部分的钱都进入了他们的腰包。这就是为什么明朝的皇帝一直不理解的，国家的税收不高，国家财政一直见不到钱，而农民还是不安静。

而真正直接导致农民没法生活，不得不起义的是那些横行乡里、势力嚣张的乡宦豪强。他们往死里剥削农民，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农民闹大，有政府帮助他们平息。这种恶性循环越来越重，导致农民不得不大规模起义，因为他们知道只是消灭了那些乡宦豪强不能达到目的，要消灭他们的后台——明王朝。

在明朝末年，到底有哪些让农民不得不起义的罪魁祸首。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说，危害天下的河南“四大凶”。所谓河南“四大凶”就是当时的四大乡宦豪强分别是睢州褚太初、宁陵苗思顺、虞城范良彦、南阳曹某。河南“四大凶”各有农奴上千人，土地千顷，他们剥削来的财产折合银子达三千多万两。这些银子足足可以开支明朝边防军十年军饷。

郑廉在《豫变纪略》中记载：“是时，中州鼎盛，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，田之多者千余顷，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。就四家论，曹褚为上，苗范次之。”这四大凶横行乡里，势力之大，甚至官府都不敢得罪他们。家中豢养千余奴仆，这些奴仆经常横行州府，在与别人谈话之时，一旦被惹怒就要杀人，甚至还强取别人家的田宅，强娶别人家的女人，这样的事情不知做了多少。然而，这些被欺负的庶民却不敢说一句话。官府知道了也不敢去问一问这些豪强。可见，当时的河南四大凶的势力已经凌驾于官府的权力之上。

四大凶，经常通过侵占、投靠、投献和巧取豪夺等方式兼并农民大量的土地。这样就导致了乡宦豪强的势力越来越肆无忌惮，地方政权也越来越不敢约束乡宦豪强。而很多脱离土地的庶民只能脱离国家的控制，他们不得不沦为“贼寇”。

此时，农民只有拿起武器，先消灭那些欺负他们的乡宦豪强，而又不得不推翻明朝的统治，因为朝廷是这些乡宦豪强的后台。所以，后来李自成率军来到河南归德后，大量的流民加入到起义军的队伍，从而使队伍集聚壮大。最终，大明的江山就倾倒在这些他们看不起的农民之手。